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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畢加索生存下來的俄羅斯和德國收藏家
2017-02-20 15:56 來源:澎湃新聞 點擊:

  1952年,傳記作家約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在普羅旺斯與畢加索相識,兩者交往十余年。理查德森從1980年開始進行畢加索研究,計劃撰寫一部四卷本的《畢加索傳》,目前已完成三卷。

  作為畢加索的朋友,理查德森獲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包括畢加索的日記、論文,以及畢加索本人對關鍵事件的評論。同時他還得到了畢加索的遺孀杰奎琳的幫助,并且畢加索工作室也前所未有地對他開放。

畢加索畢加索

  畢加索不情愿參加展覽甚至不愿意發表他的作品,那些沒機會進入他工作室的人要想了解他的藝術進展就太難了——固然難,但并非沒有可能。他從來不參加任何官方沙龍;這種做法變化不大,過去沒有這么做,將來也從不這么做。那些想跟上他永不停息、大步流星的進程的人就不得不找到這位藝術家,或者經常去拜訪威爾、蘇利埃、薩戈(1906年4月以后,當時畢加索賣掉了大部分早期作品)以及狡詐的沃拉爾——狡詐是因為他只給潛在的客戶展示他收藏寶庫中的一丁點樣品,幾乎從不給人看最好的作品。自從1905年塞呂里耶展覽之后,畢加索在巴黎就不再做任何委托展覽,這種態度直到一戰結束才改變。其間有些展出未經委托:比如,有位不知名的畫商在1905年10月或11月做過一次展覽,利奧·斯泰因對此有印象,他被薩戈帶領著匆匆忙忙前往觀看。1908年12月,威廉·伍德拿了畢加索三張油畫參加了一個群展(其中有布拉克、德蘭、杜飛、帕斯森、梅青格以及索尼婭·德勞內),地點在他的尚普(Champs)圣母院畫廊。形勢在1908年開始發生變化,當時坎魏勒成為畢加索的主要畫商。在坎魏勒的策劃和鼓勵下,這位藝術家決計不在巴黎展出(沃拉爾1910年做了藍色時期作品的展覽,他對此無計可施),但他經常會把一些新作掛到墻上或在藏品中待售。然后,在1908年和1914年之間,他安排畢加索在歐洲一些最重要的藝術中心展出,還有紐約。

  格特魯德和利奧·斯泰因公寓的墻,其中包括七件畢加索作品:(頂部)《簽馬的男孩》(1906年),《飲苦艾酒的人》(1902年),《球上的年輕雜技演員》(1905年);(底部)《蜷縮的女人》(1902年),《有流俗發式的女人》(1902年),《吧臺的兩個女人》(1902年)。  格特魯德和利奧·斯泰因公寓的墻,其中包括七件畢加索作品:(頂部)《簽馬的男孩》(1906年),《飲苦艾酒的人》(1902年),《球上的年輕雜技演員》(1905年);(底部)《蜷縮的女人》(1902年),《有流俗發式的女人》(1902年),《吧臺的兩個女人》(1902年)。

  如果畢加索的聲譽開始擴散到蒙馬特范圍之外,與其說應歸功于法國收藏家——他們的購買量并不大——倒不如說應歸功于1905—1906 年間嶄露頭角的一小群富有競爭力的、堅持不懈的外國人。威廉·伍德是德國人;謝爾蓋·希楚金(Sergei Shchukin)和伊凡·莫羅佐夫(Ivan Morozov)(后來加入)是俄羅斯人;格特魯德,利奧和邁克爾·斯泰因(Michael Stein)以及他們的朋友埃特(Etta)和克拉利貝爾·考恩(Claribel Cone)是美國人。畢加索是幸運的,因為所有這些人都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收藏。如果他們打算買進某個藝術家的作品,他們會努力去了解他,宣傳他,介紹給其他的畫家、批評家以及(不太情愿地)其他買家。對畢加索來說,由于他沒有跟隨馬蒂斯和野獸派畫家的路子在公共沙龍中出頭露面,這種支持是十分關鍵的。對他作品的傳播將出現在這些新收藏家朋友的私人沙龍中。

  最忠誠的追隨者之一:威廉·伍德

威廉·伍德威廉·伍德

  威廉·伍德是一位開明的普魯士唯美主義者,他在德國和意大利學習藝術史,之后在1904 年到巴黎定居。盡管為了謀生不得不做一名私人畫商,他還是喜歡把自己看成一位宣揚現代德國文學和法國當代藝術信條的傳教士。他的家庭富有但極端拘謹(他爺爺是牧師,父親是一位地方官),由于他放棄法律學習藝術史,他的家庭甚至剝奪了他的繼承權。普魯士人的決心和自我約束對他很有用。他因而能夠為自己設立一處公寓,在那兒出售自己的“收藏品”。每個星期天他都會在“家里”接待畫家朋友(除了畢加索外,還有布拉克、杜飛和德勞內),他會把這些人介紹給收藏家和畫商。他還是一個德國藝術家和作家群體的組織者,蒙馬特的多姆咖啡館就是他們的總部。他們稱自己為“多姆爾”(domiers),指的就是他們熱衷的咖啡館名字“大教堂”(cathedrale)(對應德文Dom 是個雙關語)。

  1905 年,伍德到畫廊和舊貨店四處搜尋年輕藝術家的作品,這時發現了蘇利埃畫廊。他在那里花了10 法郎“買了第一件不知名的藝術家作品”,這幅畫就是畢加索1901 年畫的《浴盆》(Le Tub)(見插圖,原226 頁),畫的是一個女孩正在克里希大道他的工作室里洗浴。貝爾特·威爾1902 年首次展出這件畫之后,她曾不斷地向各位客戶推銷,但都不成功。伍德買了這幅《浴盆》,過了幾天就來到了洗衣船,這是他第一次來到這里。“在一個低矮的小屋里坐滿了年輕藝術家,他們來自加布里埃爾(Gabrielle)大街和拉維尼昂(Ravignan)廣場。有個人在朗誦魏爾倫詩歌。我坐在中間一張大桌子旁要了一杯紅酒。就在這天晚上我才知道,我那幅畫的作者名叫畢加索,而他就坐在我的右側。”

  在伍德的努力下,他們成為關系密切的朋友;他定期到洗衣船拜訪,很快就買下了《丑角之死》。他又適時購買了畢加索的更多畫作;并適時地把它們大部分都賣了出去。戰爭爆發之際,當他的收藏作為外僑財產被充公的時候,他依然還保有這位藝術家的11 幅重要作品。

  畢加索特別喜歡這位無拘無束的人,這個人有著如此敏銳的眼光和清醒的頭腦,并十分樂于接受新的藝術觀念。伍德則報之以全情投入。他努力理解立體主義的新語言,自豪自己是畢加索最忠誠的追隨者之一。他謹小慎微的普魯士人的氣質——在畢加索為他畫的肖像神經質的小嘴中永存下來——掩飾了他對原始主義或直覺主義藝術的尼采般的激情:喬托、畢加索、亨利·盧梭。畢加索曾經用左輪手槍嚇跑一位令人厭煩的德國年輕人;從這個角度看,他可以說是令人滿意的改變。

  伍德在另一個方面也不是循規蹈矩的:他是個同性戀,但他堅定地遠離那種有損聲譽的王爾德式戀情的漫長陰影,他過的是公開的同性戀生活,正如其他的幾個“多姆爾”朋友,特別是威格爾斯。正是他介紹威格爾斯認識了畢加索。即使1908 年索尼婭·特克(Sonia Terck)(后來成為德勞內的妻子)勸說威利(Willy)娶她的時候(這樁婚姻并未成功)——這樣她才可以擺脫富有的普魯士家庭,伍德依然堅持他鐘愛的英俊男管家(康斯坦特)要繼續留在這個家里。格特魯德·斯泰因對伍德的做派感到好笑:他會在她的周六晚宴上出現,“身邊陪著一位身材高挑、金色頭發的英俊年輕男子,走路鞋跟啪嗒直響,然后鞠躬,肅穆地站立一邊。他們在人群的背景中尤其引人注目。”有一天晚上在斯坦因家里,當時有人帶了一位吉他手,畢加索“跳了一個水平不怎么樣的南部西班牙舞蹈”,利奧· 斯坦因模仿他的老朋友伊莎多拉· 鄧肯跳了她的“死亡之舞”。

伍德(左)和他的幾位“多姆爾”朋友伍德(左)和他的幾位“多姆爾”朋友

  后來格特魯德·斯泰因就開始指控伍德了——錯誤地——說他是德國人的“高級間諜”。“看門人的搬弄是非,”坎魏勒厭惡地說。對他來說,伍德總是代表著最完美的德國精神。對畢加索來說,伍德代表了某種十分不同的東西:他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忠誠的追隨者(與同性戀絲毫無關),這種追隨者能夠為藝術家的貪婪自我提供所渴望得到的崇拜和支持性的洞察力。1914 年戰爭爆發之際,畢加索的德國關系讓他陷入困境。那些愛國的痛恨藝術者誤認為立體主義是“德國佬”的表現。戰爭結束后伍德重回巴黎做藝術生意,畢加索對此一點也不高興:因為這次伍德的對象不是立體主義而是原始主義——邦波瓦(Bombois),包尚(Bauchant)以及他的廚師,塞拉菲娜(Seraphine)——這些人在亨利·盧梭成功之際也大受其益。1928 年他甚至更不高興,當時伍德出版了一本夸夸其談的書《畢加索和法國傳統》(Picasso et latradition Francaise),這本書提出了一個觀點——這位藝術家是德國和哥特精神的化身。伍德的這種所謂的奉承,畢加索為此付出了無法償付的巨大代價。畢加索從此再也不和他見面。后來伍德寫了另一本書,《從俾斯麥到畢加索》(From Bismarck to Picasso)。把這兩個名字聯系在一起令希特勒大為惱火,以至于剝奪了他的國籍。

畢加索:《伍德肖像》畢加索:《伍德肖像》

  靠著一大筆財富來接納現代主義的俄羅斯商人

  除了伍德鼓動起來的德國支持者(還有后來坎魏勒),畢加索還獲得了其他支持者,比如通過希楚金(Shchukin)吸引了一位俄羅斯人的支持,通過斯泰因吸引了一位美國人的支持。在晚年回首這段早期生活的時候,畢加索說,盡管他生命中的大多數詩人和女孩都是法國人,但保障他生存下來的多數人卻來自其他國家。俄羅斯人是最慷慨的贊助者。在1914 年之前,畢加索早期作品(以及馬蒂斯作品)最大的收藏地是在莫斯科,這主要是靠了兩個富裕的商人家庭,莫羅佐夫(Morozovs)和希楚金,這倆人都以開明和自由而自豪——自詡為知識分子而非權貴階層。

謝爾蓋·希楚金謝爾蓋·希楚金

  最有天賦和洞察力的俄羅斯收藏家是謝爾蓋·希楚金。他有兄弟6 個,每個都是狂熱的收藏家,但其中最狂熱的還是這位靦腆、貌不驚人的謝爾蓋。謝爾蓋卓越的商業頭腦使他受到父親— 一位紡織品巨頭—的特別鐘愛,為此父親送給他一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精美的18 世紀豪華宅邸,原屬于特魯別茨科伊家族( Trubetskoy)。希楚金或者他父親最初在這座宅邸墻上懸掛的都是陰郁的現實主義畫作,作者是那些所謂的巡回展覽畫派的成員。然而到了1898 年,40 歲出頭的時候,他突然對此心生厭倦;讓他妻子沮喪的是,他開始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畫作替換這些作品。

裝飾有高更和馬蒂斯作品的特魯別茨科伊宮的餐廳裝飾有高更和馬蒂斯作品的特魯別茨科伊宮的餐廳

  希楚金鄙視顧問,他寧可依靠自己的雙眼,他的眼光讓他能夠永不失敗地跟上現代藝術持續不斷的發展。當他在1906 年造訪獨立沙龍的時候,他就憑直覺對馬蒂斯野獸主義繪畫的表現力產生了深刻印象。他請沃拉爾介紹他認識這位藝術家,他不僅購買還委托創作了很多馬蒂斯的早期杰作。“精明、敏感、嚴肅”,馬蒂斯如此描述這位有著顯著韃靼人特征的精力充沛的靦腆男子,他最終購買了他的37 件最具挑戰性的作品。希楚金對現代主義的突然接納是靠著一大筆好壞兼有的財富來支撐的。就在1905 年革命期間,他憑著一種預感——形勢將很快受到控制——壟斷了紡織品市場,為此賺了一筆大錢。從此以后,他就把大批資金轉移到俄羅斯之外,用于支持大規模的收購活動。

畢加索:《希楚金先生》畢加索:《希楚金先生》

  然而報應很快就來到了。他和妻子以及家人(其中有一個兒子,格里格里,自幼耳聾)到埃及進行了一次觀光旅行,回來之后沒幾個月,希楚金就經歷了一場嚴重的打擊—當時正是1905年革命之際,莫斯科大街上發生了哥薩克人的搶劫、警察暴力和騷亂,他的小兒子在這個時候失蹤了。希楚金的妻子1907 年突然去世,然后他的聾啞兒子和一個兄弟不久雙雙自殺。由此看來,他之所以收藏德蘭和畢加索的“死亡象征”(memento mori)作品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現代藝術是一種精神發泄。對于這位托爾斯泰式的苦行者和堅定的無神論者,收藏成為一種使命。

  希楚金據說是在1908 年被馬蒂斯帶著去看畢加索的。這個說法的唯一來源是費爾南多·奧利維耶;但在某些方面她是錯誤的:

  有一天,馬蒂斯帶來了一個來自莫斯科的重要收藏家來看(畢加索)。楚金(Chukin)(原文如此)是一位俄國猶太人(原文如此),很有錢,熱愛現代藝術。他個子不高,面色蒼白像生病了一樣,大大的腦袋就像戴了豬頭面具。他講話結巴得很厲害,很難表達自己的意思,這讓他十分尷尬,讓他看上去更可憐了。畢加索的技巧對這位俄羅斯人來說是一種啟示。他買了兩幅油畫,支付了當時看上去十分高的價格—其中之一是那幅漂亮的《持扇的女人》,從此他成為一名忠實的客戶。

  《持扇的女人》署名日期是1909 年,所以如果費爾南多說的“這是他收藏的第一幅畢加索作品”是對的話,希楚金在那年之前不可能見過畢加索。然而,我們發現有一幅怪異的漫畫(上面的題字是“希楚金先生莫斯科”),長著豬的長鼻子和大耳朵,就像費爾南多描述的那樣。澤沃斯(Zervos)認為這幅畫是在1905 年,但更可能是在1906 年春天所作的。對于畢加索和希楚金在1908年之前認識,格特魯德·斯泰因還提供了更多的可靠證據。

  她講述了這位俄國人在畢加索畫室看了《亞維農少女》之后(似乎是在1907 年)是如何前來拜訪她的:“他幾乎流著淚說,這是怎樣失敗的法國藝術。”這段話表明,即使在還沒有收藏畢加索的作品之前,希楚金就已經很了解畢加索了。由于他前往巴黎到德魯特(Druet)畫廊以及到第三屆獨立沙龍(1906 年3 月20 日—4月30 日)看馬蒂斯的展覽,希楚金很可能在這次訪問途中就見過了畢加索;他也有可能在沃拉爾從畢加索手中買到之前就已經見過了這些畫。

  沒有購買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有這幅惡毒的漫畫。然而,希楚金自詡熟悉這位藝術家創作的最新發展態勢,因而他有可能在1906—1907 年間就已經買到了一些早期作品如《姐妹》(1903 年)、《老猶太人》(1904 年),以及《男孩和狗》(1905 年),而不是等到后來興趣轉到立體主義的時候。俄國批評家穆拉托夫(Muratov)在1908 年寫的關于希楚金收藏的文章中并沒有提到畢加索作品,但這并不能排除它們存在。希楚金最初的愛好是馬蒂斯;他的“大羅斯沙龍”(grand salon rose)就是奉獻給這位藝術家的。他的畢加索畫作被一幅幅疊起來,一并塞到一個空間狹窄的房間內,雅科夫· 圖仁霍德(Yakov Tugendhold)稱之為“畢加索房間”。依照希楚金的看法,“馬蒂斯應當為宮殿繪制壁畫,而畢加索應該為大教堂繪制壁畫。”

  盡管對《亞維農少女》評價甚低,希楚金并不費力地克服了最初的反感態度,并逐步適應畢加索革命性的新觀念。作品形象的嚴酷和暴虐和他的生命的嚴酷和暴虐相互映襯。正如他曾經囤積棉花,他很快就開始囤積這位藝術家前后各階段的代表性作品——但不包括后來被稱為“封閉的立體主義”作品(1910—1911 年)。希楚金會在顏料變干之前就從坎魏勒購買到畫作并運送到莫斯科。只有這位藝術家畫室或者坎魏勒畫廊的常客才可能有機會在巴黎看到這些作品;而在莫斯科,它們卻對任何人開放。

1917年前特魯別茨科伊宮的畢加索展廳1917年前特魯別茨科伊宮的畢加索展廳

  從1909 年開始,希楚金在每個星期日早上向公眾開放特魯別茨科伊宅邸。年輕的俄羅斯藝術家,比如馬列維奇(Malevich),塔特林,拉里奧諾夫(Larionov)以及貢查洛娃(Gontcharova),他們就像法國的年輕藝術家一樣對畢加索和馬蒂斯的最新畫作極為熟悉。于是,對藍色時期、玫瑰時期以及立體主義時期作品,在莫斯科傳播的程度和在巴黎的傳播幾乎沒什么不同。1918 年當蘇維埃政府征收特魯別茨科伊宅邸及其收藏品的時候,其中就包括了55 件畢加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杰作。開始的時候,希楚金被安排做這里的管理者。

  他曾經接待的外國參觀者有兩位法國代表。其中一位是馬里奧·穆岱(Mario Moutet),他評論了這個諷刺性的過程:“我們的資產階級讓這些珍寶流走了……而你們的資產階級收藏了它們,卻又因為它們而受到迫害。”盧那察爾斯基(Lunarcharsky)對他提供了保護,托洛斯基(Trotsky)的態度也顯而易見(畢加索是他特別喜歡的現代畫家)。盡管如此,希楚金很快就決定逃往西方,在那兒他的存款足夠讓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鋼琴家)過上舒適的生活,他甚至偶爾還買過杜飛的作品。

  來源: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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